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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离制造强国还有多远?

2016-03-15 16:39:28 点击数:

2010 年即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在 2015 年正式提出了迈向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。 2016 年两会,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成为 “ 十三五 ” 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,需推动互联网和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,并提出 “ 工匠精神 ” 等新要求。

  而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发生的新变化,制造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困惑。服务业在 GDP 中占比的逐步高升,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? “ 互联网 +” 无孔不入,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与其接轨?两会期间,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,探讨中国制造的 “ 转型之惑 ” 。

  姚洋强调,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,我们要基于已有产业特性,根据《中国制造 2025 》规划,一步步实现制造强国目标。面对 “ 互联网 +” 热潮,企业在思考转型的同时需要具备坚持技术创新的定力,切勿陷入互联网焦虑。

制造业是中国经济脊梁

2015 年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,比工业高出 10% 。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,超越工业经济时代。制造业的重要性是否正在减弱?在姚洋看来,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,但仅靠服务业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。

  姚洋认为, 2015 年产业结构变化是 “ 三期叠加 ” 的产物。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 —— 工业化达到顶峰,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 30% (中国在 2010 年达到),此后开始下降;第二,在 2008 年经济危机前十几年的全球化和快速增长之后,世界重新调整,全球需求收缩,中国出口自然下降;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短期波动,从 1992 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呈现出每 7 年一个周期的上升、下降交替,目前正处于下降期。 “ 这就使得消费所占 GDP 比重上升,投资所占比重下降。在生产方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,制造业比重下降。 ”

  他同时强调,尽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但是仅靠服务业是无法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的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。他曾在北大国发院的一场论坛上提到,观察二战之后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 13 个经济体就会发现,工业发展深入、制造业所占 GDP 比重超过 40% 是其普遍特征。

“ 我们在一些地方可以和美国竞争,像阿里巴巴、腾讯就做得非常好,但这不是中国的全部。 ” 姚洋说, “ 如果把制造业丢掉,中国就失去了根基。 ”

  面对《中国制造 2025 》提出的制造强国目标,姚洋充满信心。 “ 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相当好了,我想我们有望在 2035 年达到德国制造目前的水平。 ” 他也坦言,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,需要大量努力。制造业本身要沿着已有的产业特性,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技术高峰;国家也需要对制造业发展有一定政策倾斜,如降低企业增值税和社保成本。

企业无需陷入互联网焦虑

“ 互联网 +” 在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热度极高,国家也从 2015 年起推动中国制造和 “ 互联网 +” 融合。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对此提出要求,将 “ 深入推进中国制造 + 互联网 ” 作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容。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,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信息处理能够帮助其提高生产效率,优化资源配置,但也易使企业陷入是否要转型、如何转型的迷茫。姚洋认为, “ 互联网 +” 模式并非适合所有企业,是否转型取决于企业自身需要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。

  “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,是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? ” 姚洋说, “ 当然不是。互联网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,但我想 ‘ 互联网 +' 反过来说更准确, ‘+ 互联网 ' ,它毕竟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。 ”

  姚洋强调,企业在考虑互联网转型时,要清楚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以网络方式营销,所设计的经营模式能否实现盈利。

  对于 “ 互联网 + 制造 ” 中广受关注的云端制造体系,姚洋认为,从个性化生产的需求量和制造能力考虑,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至少 20 年。他说,德国工业 4.0 的基础是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个性化消费需求旺盛阶段,而且此前已经走过 30 多年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道路,具备进一步智能制造的能力。相较之下,中国还处于大众化消费阶段,老百姓对个性化生产的需求不足;且企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  面对 “ 互联网 +” 热潮,姚洋建议,制造业企业还是需要发展的定力,坚持自己所长,脚踏实地进行技术创新。如果进行互联网转型,则必须挖掘出生产力,将流量变现,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。

 没有社会地位 工人难有匠人精神

  谈到制造业发展的定力,姚洋多次提及德国模式。相较美国的断崖式创新,他认为德国制造业持续平稳的创新模式更值得中国借鉴。

“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胜过美国,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优势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。 ” 姚洋解释说,美国的一个新发明就往往摧毁一个行业,是 “ 从 0 到 1” 、消灭就业的模式,也是因此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—— 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。而德国是跟随美国在本国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连续改进和创新,在一些领域稳稳占据高地,而非在互联网行业和美国竞争。与此同时,它的技术进步保留并扩大了就业,形成了雄厚的中间阶层,社会更为稳定。

  德国制造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培养具备匠人精神的技术工人。高品质的德国制造早已作为德国的一张世界名片深入人心。而 “ 工匠精神 ” 一词也登上了我国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,成为国家对制造业的新要求。姚洋非常推崇这种代表专注、精确、注重产品品质的职业精神,更关心它如何落到实处。

  他认为,提倡匠人精神首先要做的即是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。他建议恢复八级工制度,给予工人技术等级;达到了最高等级,就相当于成为工人里的高级工程师。他提到,德国之所以具备匠人精神,与它完备的技校体系、技术工人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息息相关。

“ 能不能别再叫 ‘ 农民工 ' 了? ” 这一点,姚洋已经呼吁了十几年。 “ 一个把工人当做低级职业看待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。希望 ” 农民工 “ 这个词能从中央文件开始自上而下消失。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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